孔子一生忠诚他的教育事业，孜孜不倦地从事教育事业，确实做到了“诲人不倦”。

       “诲人不倦”，可以视为孔子办教育专注、认真、坚持不懈。

      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基本构成之一。孔子这两句话是从自身与他人的关系上来表达仁道思想的，而且是站在仁者的高度来说明，一个仁者应该怎样对待周围的人们，表现出一个仁者推己及人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境界。这既是他的思想道德准则，也是他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，同时又是他从教的思想基础。孔子一生从事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就是“立人”和“达人”。孔子很自信，他是以仁者自居的，他认为自己已立于世，无论道德、学问、能力等诸方面都已达到立世的程度，从仁学的立场出发，他要使更多的人也能具备这些条件而在世上站住脚。至于“达”，虽然因为诸多因素尚不能尽如人意，但他在努力追求，他也希望指导更多的人同他一道追求。

     孔子教授春秋这段历史和时政，处处渗透着“礼”的思想，尤其是“仁”的精神，无论是对事件的分析，还是对人物评价，都不离开他所主张的仁德政治标准，关注的是思想传播，而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。

     孔子不排斥“射”、“御”之教，却改造了教法，这与孔子的思想有关。孔子鼓吹的是仁德政治，反对使用攻伐。而从西周沿袭下来的“射”、“御”之教，其主要目的是培养作战技能的，这与孔子的为政之道，培养目标有相悖之处。

     孔子私学的课程内容，首先是继承了西周官学的传统课程，至少早期是如此。七十二子皆身通六艺，当然不会是身通六艺后才入孔门学习，而应是孔子继续培育的结果，尤其是其中核心部分的礼乐，则是经过孔子的精心培养后才达到“通”的。

      孔子私学的课程内容绝不是西周官学课程内容的翻版，而是创造、发展了的新的课程内容。不要说他创设了全新的课程，就是沿袭下来的“六艺”中的礼乐，其思想内容也不完全是旧貌，而是注入了很多新的含义。随着孔子本人的思想体系的形成，随着对古代文献的不断整理，随着孔子私学办学经验的成熟，孔子所办学校的课程体系也逐渐从整体上产生移位:从西周时期的“六艺”为主体，移向以“六经”为主体；从西周时期的以技能为主的培养方向，移向以文化修养为主的培养方向；从西周时期的以直接功利为目标的培养模式，移向以人的思想理念形成为目标的培养模式。这种移位是客观效果，却未必是孔子意识到的。